2020年庚子新春，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国，并对国家的经济文化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不过，在疫情面前，不同城市的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体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肺炎俨然成了城市治理能力的试剂。中国建筑行业如果能从这次疫情中深刻汲取经验教训，对中国建筑业的影响可能是颠覆性甚至是革命性的，不排除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将成为中国建筑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拐点。

一、从项目完成能力到产品提供能力

按图施工、按期完工这是中国建筑业企业根深蒂固的观念，这本身无可厚非，更多体现的一种项目思维，项目思维关注的是输出、按期交付。不过，在看似千篇一律的“显性”建造能力背后，更多是关注用户需求、关注用户体验，关注结果的用户思维“隐性”能力的比拼。正如现代营销学的奠基人Theodore Levitt在《营销想象力》中所说，“用户想要的并不是直径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的钻头，他们想要的是直径四分之一英寸大的钻孔。”显然，用户思维其实是一种底层能力，一种基本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核心竞争能力。

为阻止肺炎疫情蔓延，武汉市政府决定参照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建造一座专门收治新型肺炎的医院——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而火神山医院的高速实施充分体现了项目思维和产品思维的充分融合。跟时间赛跑、跟病毒赛跑，要求医院必须通过项目执行和项目管理按项目思维按期交付；同时，也必须按照产品思维满足医院功能，正如李克强总理在1月27日考察施工现场时所指出的，要将医院建成将成为能够及时收治患者的“安全岛”，建成的工程一定要具有传染病防治功能。

目前，项目形态的多样性和日趋活跃的不确定性成为项目管理的常态，因此，将项目思维提升到产品思维就尤为重要。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工程总承包的推行力度，但并没有引起很多建筑业企业的充分重视。绝不能简单把工程总承包当作一种工程建设组织模式，而是要提升到产品思维构建企业的商业模式。

根据产品层次理论，产品的价值=核心层×实体层×交付层，那么工程总承包的价值=设计×施工（采购）×交付。这是一个乘数效应：如果一个层面为零，产品的价值就是零，三个层面都必须做好，三个层面要能衔接起来，才能更好发挥协同价值。落实到项目的实施上，要进一步强化和丰富建筑的产品属性，增强企业的产品和客户意识，要不断关注客户的需求和用户体验，并将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以及美观性的客户需求和个性化的用户体验贯穿在产品建造的全过程。

二、得供应链者得天下

根据公开资料，火神山医院依据《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实施，包括基础工程、土建及装饰工程、给排水及消防系统、供配电系统（不含外部线路）、照明与监控、通风空调系统、通信弱电、医用气体工程、净化工程、室外及市政配套、污水处理设施等。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如此综合复杂的工程，劳务、材料和设备等大量资源的供应能力至关重要。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供应能力决定了部队的作战半径。任正非说：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炮火的强度影响战斗的胜负，这些讲得都是资源配置和供应链管理的问题。

目前，很多建筑业企业的资源供应，更多从项目需求的角度，停留在采购－供应的阶段，属于被动供应；而资源配置能力则是从供给的角度，建立建筑业企业级的供应链能力，可以说，供应链能力是衡量企业在全国乃至全球资源的调配能力，是企业的关键竞争力。建筑业企业推行的“小前端、大后台”的模式，其根本目的是改变传统的项目组织方式，“小”与“大”强调的不是“数量级”，而是“能量级”，“小”要求项目前线越来越敏捷，“大”要求总部后台越来越高效，通过建立企业级管理体系实现精准供应和快速打击。

提升建筑业企业的供应链能力不妨借鉴美军的战略投送方面和聚焦后勤、精准后勤和实时感知后勤供应链的做法。美军要求军事后勤保障必须具有高度的敏捷性，能够迅速感知和响应军事需求，彻底摒弃过去静态式固定保障模式，由数量规模型保障转变为速度响应型保障，最后走向基于信息技术的精确化保障。（参考焦红等《感知与响应后勤对我军后勤建设的启示》）“未来的竞争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对于深入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建筑业企业，快速建立和打造企业的供应链能力已迫在眉睫。

三、契约精神构建建筑业市场新秩序

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商业精神和最低限度的商业道德。成熟的商业社会，必定是对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充满敬畏的社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法治建设离不开契约精神，只有公民和政府都按照法律、制度行事才能构建公平、正义、合理的建筑市场新秩序。作为社会契约的最高形式，如果法律体系没有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那么法律体系越完善，越会越背离法治社会越远。建筑市场中存在的秩序失衡更多是由于契约和法治精神的缺失造成的，主要体现在：

一是建筑产业链的上游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侵害了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筑工程中，合同当事人双方或多方都会签订合同，但在合同的订立和执行过程中，行政部门、强势利益集团、垄断地位、产业链上游的业主单位往往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任意压缩工期和压低造价、拖欠工程款等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经济秩序才不至于混乱，各方的利益才会得到保护；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核心，建筑市场只有快速步入法治化轨道才会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对于中国建筑业企业自身而言，强化契约精神是依法治企的应有之义。建筑业企业不仅要依法保护自身权益，同时也不能侵犯合作方的权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伤害别人并不会成全自己；因为不正当途径获得的短期利益，进一步掩盖甚至加剧了建筑业企业的内部风险，丧失了改变成长的机遇，破坏了社会信用，必然受到市场经济的惩罚。

二是行政权力缺乏法律约束。建设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会受到政府的各种行政管制，如招投标管理、资质管理、安全管理、质量管理和环境保护管理等。行政权力具有“天然优势”，行政力量对于市场竞争（招标投标）和法定建设程序干预不同程度存在，由于行政的力量过于强大，对于行业管制有增无减，导致建筑市场机制难以形成。

从法理上讲，项目建设行为本质上是民事行为，参与建设的施工单位等主体与投资人在项目建设活动中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应当尽量使用现有民商法调整，尽可能减少设立行政干预措施的行政制度，减少对民商合同（建筑施工合同）履行的非正常行政干预；可事实上，由于政府（投资人）直接参与项目的管理，加之人员及业务的不专业，管理上“越位”或“缺位”现象非常普遍。

在行政力量面前，建筑业企业是相对或绝对的弱势；行政以法为本的原则是否坚持，行政的法律约束是否得到限制，这些问题很少有人触及。因此，建筑业市场秩序的建立，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样才能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三是对弱势群体的过度关注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性。农民工是建筑业市场公认的弱势群体，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2019年国务院颁布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令724号），农民工工资支付从此有了行政法规层面的文件保障。

不过，农民工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农民工本身是（户籍）制度扭曲的产物，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更主要是依靠完善的制度环境，包括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取消限制城乡人口转移的各种制度性障碍等等。由于多年来采取的对农民工利益倾斜保护的原则，农民工工资等权益保障问题出现复杂化的趋势。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方面是要求农民工实名制，另一方面“游击队”现象逐渐演化成一种用工形式，“游击队”方式进一步恶化了建筑用工环境，增加了用工和工程风险。另外，在法律法规的“保护”下，劳务诈骗案例不断增多，恶意讨薪、劳务欺诈甚至变成了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的“盈利”手段，破坏了整个市场的信用关系。可见，政府的强力介入并不见得会取得预期效果，“当事人意思自治受限和合同关系的泛化”并不见得会带来真正的秩序。

本次新型肺炎疫情将对建筑业造成全面且深远的影响，“莫违忠孝义，莫发国难财，莫昧良心事”这是我们的基本道德底线，但由此引发的所有的问题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从施工合同的影响方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能否作为合同的免责事由？承包人是否可以申请工期顺延，如何提起索赔？不可抗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后果在发承包双方间如何分担等？疫情注定结束，但建筑业市场法治化的进程仍很漫长；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契约精神，建立公平公正、平等法治的建筑市场新秩序。

四、舆情管理是建筑业企业的必修课

在这场武汉肺炎疫情防控中，公众对武汉市有关部门信息发布和舆情处置方面存在诸多质疑，武汉市长在接受采访时也坦承，“这次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的不及时的一面，也有利用有效信息来完善工作不到位的地方”。

自媒体时代，公众以极低的门槛和极快的传播速度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无数人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众声喧哗的信息洪流中。面对不确定的生命威胁，焦虑恐慌是人们正常的“应激性反应”，但同时也使谣言有了滋生的土壤。事实上，在疫情防控中对舆情进行引导，也是疫情防控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如何回应人们的质疑，及时公布权威准确的信息，化解人们心头的疑问，这应该是通过武汉新型肺炎该总结的经验教训。

建筑工程项目一般具有投资额高、建设周期长、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特点，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建设过程中蕴含着各类风险，常会聚合庞大的关注流，也容易形成舆情的波动。建筑业企业的舆情事件多发生在质量或安全生产事故类，因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衍生性等特点，往往会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甚至造成恐慌。

借鉴武汉肺炎舆情处置的经验教训，舆情管理是建筑业企业必须上好的必修课，如何有序应对，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值得我们深思。针对舆情管理，最基本和有效的方法就是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准确、及时、充分的信息，消除公众疑虑，增进理解与支持，有效地压缩不实信息的传播空间，引导舆论走向。在舆情管理上，我们还要提高以下两点认识：

一是公众成为项目的“新利益相关方”，这是互联网时代项目管理的重大变化。一般意义上相关方是指可能影响项目决策、活动或结果的个人、群体或组织，以及会受或自认为会受项目决策、活动或结果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学者高屹结合互联网时代的项目特点，提出了项目新利益相关方的概念。

他认为，互联网条件下的利益相关方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传统的“利益”相关变为“兴趣”相关。任何对项目的决策、活动或结果“感兴趣”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工具对项目进行评论，从而对项目造成影响。舆论表象背后是公民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并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现实生活和公共事务中。“新利益相关方”打破了传统利益相关方的边界，在互联网条件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项目的相关者。

因此，建筑业企业必须深刻认识网络时代项目管理的深刻变化，自觉接受公众、舆论和媒体监督，构建舆情治理的长效机制。在武汉肺炎抗击疫情战役中，1月27日晚央视频开通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建造过程24小时施工现场直播，几千万人充当网络“云监工”，充分体现了“新利益相关方”的特征。

二是要主动发声，学会讲述“建设者的故事”。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我们将医护人员称为“最美逆行者”，其实也包括更多的工程建设者，他们是朴实的逆行者。面对席卷全国的疫情，中国建设者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建设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以及河南版、黄冈版“小汤山医院”等等，为疫情防控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无论是非典、汶川地震还是武汉肺炎疫情，在灾难面前，总有工程建设者挺身而出；无论是“一带一路”、港珠澳大桥、南海造岛还是青藏铁路，在支持国家战略、改善民生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工程建设者始终是主力军和生力军。我们要多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成功故事、幸福故事和梦想故事，提升自己在公众中的整体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一个工程背后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五、结语

如今，武汉身处风暴中心。总结武汉的城市发展路径，从更宏观的角度反思本次疫情的应对情况，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与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等其他环节联动提升，不断推动城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让城市的根基更平稳有序。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基建市场上留下了“基建狂魔”的名号；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建筑业企业的成长高度，并不是以所谓的“全球第一高楼”为标志，而是我们的思想高度。武汉肺炎疫情对我们的启示是，只有不断推进建筑业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建筑业企业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破除改革障碍，才能更加稳健地应对风险，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要求，从而实现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文章来源：建筑时报  作者：何旭）